曲靖近代商业史话
2017-05-19 11:16:19   来源:   评论:0 点击:


□ 张玉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近代百年,曲靖商业由盛转衰,同全国全省一样,亦是一部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血泪史,也是一部救亡图存、追求经济振兴的奋斗史。
一、晚清
清晚期(1840~1911)是一个罹难的时代,既有沉沦又有上升,既有传统商业方式的延续,又有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因素的增长。清道光十九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唇亡齿寒,云南从边陲变为门户,直接面临英法的侵略。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和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标志着云南半殖民化的开始,1889年蒙自“开关”是云南近代化的开端。
1885年“中国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之后,加快了云南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剧了边疆危机,清廷在帝国主义列强威逼下,先后设立蒙自、腾越、思茅、河口海关,省城昆明也于1905年“自开”为商埠;法国人在云南建筑铁路,掠夺矿产,创办银行,开始了对云南的资本输出,全省成为外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大量的洋货(洋油、洋火、棉纱、棉布等)输入曲靖区内市场,曲靖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巨大冲击,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曲靖商业方面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在:
一是洋货和省外商品逐步进入市场。随着棉纱、洋布、洋油、洋火、海盐、洋枧、洋胰子、洋瓷盆、洋伞等外国洋货和外省货物流入,市场供应更加丰富,从而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曲靖商业经营行业增加,全区城乡已形成4个类型近20个商业行业。同时,宣威、陆良、罗平、师宗等州县城有了商号和加工销售一体的铺(店)号,以商号的发展壮大和多元经营为前提,近代市场雏形基本形成。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南“同庆丰”在会泽县城设立办事机构(兴文银行的前身),这是曲靖地区的第一家商业金融机构。
二是商品购销路线迅速改向。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区内的进出商品经由川、黔、桂等地流入(出)的份额减少,逐步转变为以昆明为主。“京广百货和外洋货,多由海运经越南海防直达昆明,再由昆明运入全区各县,还有一部分直接从蒙自或直向川、黔运入。”同时也给曲靖工矿产品(如火腿、皮张、猪鬃、煤炭等)出口(包括运销省外)提供了极大便利,运输费用和商品成本有所降低。
三是对外贸易商人涌现,地产商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曲靖对外贸易的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通过代理商的转口贸易;马帮商人出境或在边境进行的自营贸易。销往国(境)外的商品主要有:宣威火腿、牛羊皮革、猪鬃、羊毛毡、羊毛线及零星土杂货,运力主要依靠马帮。滇越铁路通车后,主要通过马帮驮运到昆明或蒙自,用火车运出省经越南海防,再转运到国(境)外。与缅甸、老挝等国的贸易仍然是靠马帮运输。
四是集镇商业中心的集散功能进一步发挥。曲靖越州、会泽者海,罗平板桥、富乐,沾益松林,师宗者黑,富源黄泥河,宣威倘塘,陆良三岔河等,皆为区域性交易之中枢。最为繁盛的陆良马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即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昆明、石屏、蒙自等外地商人,以临安(今建水)人姜家号为首的48大商号,均是经营大宗商品的转运商。
五是矿冶业全面衰落,手工业艰难生长。咸同年间,东川(会泽)产铜区“因兵燹连年迭起,军差络绎,丁逃业荡,厂户骚然,停办者十之六七,一蹶不振”。后虽又恢复京铜办运,并先后实行官督民办、招商承办等方式,但年产量仅在一二百万斤。“重九起义”后次月,云南军政府停运京铜,“在途各地铜料一律封存”命令的施行,彻底终结了会泽采办京铜的历史使命。铅锌矿冶业亦全面衰落,新的手工行业顽强生长。清咸丰年间,区内出现加工制作成衣匠人,并逐渐形成一个行业。清末民初,各县城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曲靖手工业中以织布为多,城乡男妇约十之四五,所织布匹贩销沾益、寻甸、马龙、平彝、罗平、宣威各县”,经营商户越来越多。
六是资本主义公司制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光绪十三年(1887年),云南筹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东川矿务公司,招集商股额办京铜。光绪三十三年(1902年),刘盛基、彭观诚合股组建私营东川鑫泰股份有限公司,在麒麟厂冶炼铅锌;宣统元年(1909年),宣威陈时铨、浦钟杰等议招股份十万元,正式创办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是为曲靖历史上较早的股份制公司。
七是商业同业会馆(行帮)逐步被商会所替代。随着传统的乡际关系、人际关系的逐渐下降,新的行业关系、经济关系逐渐上升,会馆行帮禁锢商业竞争、僵化商人经营、阻碍商品流通的弊端逐渐显露。商业中介组织的牙行衰退。清政府《商会法》颁行之后的1903年,会泽县率先成立商务会,它是曲靖地区最早的商民组织。宣统年间,陆良县亦设立商务局管理本县商务。也就是说,在清末,曲靖地区开始现代商业行业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曲靖的邮政、电信事业也在清晚期开始起步。光绪十三年(1887年)设立宣威电报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会泽私人首办民信局,是为曲靖地区最早的邮政电信机构,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邮政电信业务的不断拓展,除了服务于政府、军事和民间的信息、邮件传输外,快捷便利的商用电报、电话、电汇、邮汇等工具,成为曲靖商业发展的助推器。
种植罂粟,制售鸦片,是近代百年曲靖商业史的沉重篇章。清咸丰年间(1851~1861),曲靖地区始有种植制售鸦片。初时作为治疗疾病之用,由边境传入,逐渐蔓延。清政府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禁烟措施,但一直禁而不绝。民国初年,开始大量种植,政府明禁暗放,“寓禁于征”“以罚代禁”,鸦片流毒全面泛滥,政府垄断经营,鸦片收入成为全省财政支柱,成为曲靖农业经济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产品,亦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商业市场交易中的大宗商品。“无商不烟,无官不烟”。至云南解放初期,鸦片仍为曲靖城乡人民一大祸水。
二、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军阀割据与纷争的局面,这些军阀背后站着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当时,虽然保留着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云南重九起义,结束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开始了云南地方实力派治理和建设云南的新时代。民国初中期,是一个乱哄哄的时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旧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被彻底摧毁,新的体制尚在构建之中。日军侵华,八年抗战,曲靖人民为“云南作为最早将日本侵略者逐出国土的省份”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民国时期,曲靖经济处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多元,经济现象复杂,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有所进步,曲靖商业经济在艰难曲折中兴衰起落。
第一时期(1912~1928)
民国二年(1913年),“奉中央政府令,一律撤府改县。”实行省直管县的行政体制。曲靖和会泽“府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尽失,城市商业发展速度渐趋缓慢。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此间,滇军出兵黔川,入桂驻粤,连续十几年的战争,怨声载道,市场凋零,商业萎缩。这一时期,一方面是英、日、美等国的商品倾销云南,1919年,外国货物达15类650余种商品,仅日货行销云南者即不下八九十种之多,激烈冲击和打压着十分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另一方面,封建经济基础的迅速解体,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商业经营分类更加细化。1917年之后,随着国内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省外国外工业品流入增多,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品种增多。在前店后坊的工商户中,分化出香油业、陶瓷业、土布业;经营外来商品的行业增加了匹条业、百货业、五金染料业;药材业中增加了经营西药的“新药业”;出现专门的图书业、纸张文具业、印刷业;加工修理行业增加了制鞋、制面、碾米、装裱、匾对等行业;生活服务业中增加了茶社、照相、沐浴业等;从事搬运的新增马车、汽车运输等行业。在商品经营方面,除了传统的棉纱、土布、食盐、红糖、杂货、酱醋、糕点、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经营以外,英美产、国产、省产的卷烟,以及肥皂、香皂、搪瓷、五金产品等陆续进入区内市场,不仅仅是商业经营品种的增加,更意味着新式的生活方式的植入。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相继创办。区境内以火柴、纺织为代表的近代商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之后,区内城乡相继出现官办或官商合办的织布(染织)工厂。特别是1914年马街“全福润”商号的杨世贞,开设法国亚细亚水油公司兼贵州转运站,是为曲靖地区首家经销洋货的买办商人。
富滇纸币和滇铸银币“半开”通行市场。1912年2月,云南地方核心金融机构——富滇银行挂牌成立后,“发行各种纸币和银元,一律通用”,确立了云南的银元本位,先于全国20多年完成“废两改元”。于是,曲靖区境内商品市场成为“半开”之天下,同时,纸币也开始在市场流通。富滇银行先后在曲靖、会泽建立分行,发行滇币和兑换货币,近代金融业在区内开始发展。
第二时期(1929~1937)
此期间,云南全省社会总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曲靖商业经济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状态,最突出的特征是1937年之前市场物价总体稳定,并无暴涨暴跌,最显著的转变是至1937年洋纱、洋布销声匿迹,洋烟已基本不能立足。
主要公路干线陆续修通。1927年秋,云南省政府决定把修筑公路、剿匪、禁烟、清丈列为“四大要政”,拟定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四干道八分区”的公路修建规划。1929年1月,云南全省公路总局滇东路工处成立后,随即拉开了曲靖区境内公路建设的大幕,滇黔公路、川滇东路和曲陆公路、江底至昆明、嵩明至昭通等4条主要干道公路,先后在不同时段部分或全线建成通车,为曲靖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奠定了后来数十年公路交通的基本格局和大致走向。
第三时期(1938~194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体制。1938年底,国民政府弃守南京,迁都重庆,云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基地。从此,云南原本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纳入中央政府体系。
抗战时期,内地和沿海的大量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纷纷迁驻昆明,中央的官僚资本以新建、合资、扩建等形式,兴办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近代工业企业。以省财政厅厅长陆崇仁和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为首的两个地方官僚资本体系,利用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力内地迁来的人才荟萃的有利条件,兴办或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以官办企业为特征的近代工业和商业、金融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是云南近代史上的“工业黄金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曲靖地区也吸引了国民政府各部门的投资目光,近代公司制企业运应而生。1938~1943年,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在曲靖投资的企业有6家,即平彝钨锑公司、滇北矿务局、宣明煤矿公司、平彝光华化学工业公司、光大瓷业公司曲靖分厂、动力酒精厂等,主要是独资和官商合资两种类型。美军来华助战,云集昆明,急需大量木材兴建营房,沈荣伯、胡奎两人合办于曲靖的兴华锯木厂,职工最多时达500余人。抗战胜利后,这些企业基本处于停办状态。
抗战时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克服战争的困难,国民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统制战略政策。一是对花纱布实行全面统制;二是加强对金属非金属材料和工业器材设备的全面统制;三是对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6种重要消费品先后实行专卖。曲靖区内的食盐专卖机构先后有 “官企办事处”“盐务官仓”“官企食盐公卖店”、“食盐公卖处”或“合作社”等。曲靖的兴隆、济东两家火柴厂由云南火柴专卖公司控制垄断,强制搬迁至贵州盘县集中生产。1941年,国民政府正式将酒列入专卖商品之一,但未认真实施。1942年,云南实施物价管制,曲靖区境内食盐、火柴承销商人均须申请登记,经批准后方能承销。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曲靖地区民众主要依靠人力石碾,1938~1939年两年时间内就在沾益、陆良、罗平、会泽修建了4个飞机场。1940年夏,滇越铁路被日寇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南方接受外援的唯一国际通道,担负起了国际运输的重任,滇黔、川滇等公路也成为国际运输线的组成部分。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缅甸,入侵云南,滇缅公路被切断,国际援华物资经“驼峰航线”空运到沾益后,再用汽车运输转运到贵阳、泸州等地。滇黔公路成了繁忙的全国抗战生命线,曲靖市场供应严重短缺。
抗战时期,大量军队进驻,大批难民涌入,大量商贩和工人的到来,一方面是曲靖民众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捐款捐物保障军需民食。另一方面也给曲靖地区的商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短暂的畸形繁荣。当时的沾益“飞机场中,玉林山上,时至黄昏,则灯电辉煌,五光十彩,互相掩映,通宵达旦,犹如明星之灿烂焉。”沾益成为全滇知名度极高的城镇之一。曲靖城的商业发展至16个行业,坐商、行商630户,摊贩数百人,建成了志舟东路(今建设路)、志舟西路(今南宁西路)两条街道,拓建了新市场,拓宽了北关街。陆良县城,美军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云集西桥,车马、人员聚增,带动了县城的繁荣,城西南各条街道上,商店、餐馆、茶馆林立,生意兴隆。富源县城的小西门和马路上一带开设起商号、客栈,成为闹市。抗日战争胜利后,难民返乡,军队撤离,人口锐减,一部分外省人开的商铺、食馆停业返乡,其余的受时局影响有的停业,有的破产倒闭,曲靖、沾益、陆良、富源等地市场迅速趋于冷清。
推行法币(纸币),彻底结束银本位。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抗战爆发后,中央几大银行直接进入昆明,推动法币在云南的发行和使用,并取消了富滇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逐渐推动法币作为本币,中止铸行半开银元,云南的地方货币逐渐变成了辅币,云南货币流通纳入了全国的货币体系。这次改革,结束了中国使用千年的银本位制,同时,也为后来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提供了可能,曲靖市场也未幸免。当然,这不啻是纸币的原罪。
第四时期(1946~1949)
严冬距离春天最近。战争硝烟才散,内战又至,战争使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兵祸匪患,捐税负重,自然灾害频发,曲靖地区商业经济直至崩溃的边缘。近乎神话的通货膨胀,广大民众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流通渠道不畅,投机猖獗,市场极度混乱,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停业倒闭甚多,幸存的商户亦只能惨淡经营,市场处于十分萧条的境地,集市近三分之一停赶。
1938~1949年的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是曲靖商业史上的最为严重的灾难性事件。国民政府1935年发行的法币在云南流通后,至1938年便逐渐取代滇币流通。抗战期间,因法币的“发行额狂增,几达天文数字”,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1942年之后,国币大幅贬值,政府公职人员薪水改实物。1940年法币100元可买一头猪,1943年只可以买一只鸡,1945年可以买一条鱼,到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而1947年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收兑黄金、白银、银元、美金、港币,搜刮民脂民膏。金圆券在云南发行不到3个月,就连续贬值成为废纸。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前兆。曾亲历过国民政府金圆券疯涨的台湾学者李敖,将这段时间的金融称之为“两千年不遇的怪现象”。为了规避通胀损失,境内市场上出现棉纱代替货币和“夹棉纸”特殊货币。
1948年,曲靖设为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驻曲靖县,属省政府派出机构。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顺应民心,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历史进入新纪元。
1949年,曲靖地区纳入商会管理的行业47个,商户1.05万户,分为4种类型:从事商品购销的18个行业,从事加工修制的18个行业,饮食服务的6个行业,从事运输服务的5个行业。国民生产总值0.77亿元(当年价,含寻甸县),社会总产值1.55亿元。广大城乡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只有9个私人小煤窑,产量很少,平彝光华化学公司是唯一的建国前存续下来的所谓“企业”;只有沾益和曲靖有两台54千瓦的小型发电机组;有7户作坊式小火柴厂勉强维持生产,年产火柴约1.5万箱,其它可称之为工厂或公司的8户轻工企业均倒闭。各个县城的建设面积较之明代筑城时一般仅拓展一倍左右,房屋低矮,破旧不堪,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这就是曲靖地区于旧中国承继下来的经济基础。
套用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话说:百年前的曲靖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元明以来,近千年未曾大变过。
责任编辑: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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