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良驿道与马帮
2016-11-30 16:48:17   来源:曲靖市商务局   评论: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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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帮(图片来自网络)

一言丈夫赶马哥
带头骡子小花脚
……
三言丈夫赶马哥
自你出门受奔波
单头鸽子独雁鹅
有处飞来无处落
……
石头嵌桥千人过
木头搭桥闪失我
……
 
  这一曲传唱了两百多年的《赶马调》,见证了古陆良的马帮历史文化。

  马帮文化作为古陆良最精华、最辉煌悠远的一种古老文明,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便彪炳于中国历史的厚重简册,它的存存和运作,对陆良乃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和影响,在陆良历史上,在云南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有其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

  古陆良居万山之中,是云贵高原最大的盆地,四围各有如屏的雄峰峻岭构成天然关隘,只有一条浩浩荡荡的南盘江和几条逶逶迤迤的古道,作为吸纳物质与文化的脐带,沟通着高原与内地的联系。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那么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是靠山地之舟马帮。马帮的历史远在汉唐时期就己存在,数千年来,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古道上,一道道江河上,马帮一程又一程,一站又一站,像接力赛一样,担负起货运重任,马帮既要克服沿途的山高水险、风雷电雨、瘟疫瘴毒……还要经受兵匪阻扰抢劫,官商的盘剥刁难,还有各帮之间的厉害冲突……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一种艰苦的事业。战乱、兵荒、饥饿、灾难、瘟疫给生存积蓄了太多的艰难和悲愤,苦难和屈辱激起了赶马人太多的感慨,于是赶马人就唱起了《赶马歌》,唱出了自己的悲欢和辛酸,以及对家人和心上人的思念。马帮就这样一路走来,货物、人情就这样一路走来,商阜、集市就发达起来,市声、人声、情声也就丰满起来,由此也就孕育了这片土地的悠悠的马帮文化。

  事实上,沉睡于陆良大山间的这条古道,是曲靖五尺道的南延。

  早在战国时期,蜀地的商人便赶着马帮,循着云水迢递的崎岖山道,“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出境与印度商人从事贸易,开辟出被称为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这五尺道就是蜀——身毒道的一条,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渡金沙江而入云南,再由豆沙关、昭通、曲靖、昆明、大理,翻博南山,过兰津渡,达保山,过怒江,经腾冲,入缅甸、印度。这条起始于川西平原,纵横于云南边陲的古道,早在北方的“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两个多世纪,便沟通着内地和边疆的联系,是通往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的国际性通道。

  而五尺道到曲靖,又分支路,经南盘江水路,到陆良,再分道而去,南下个旧,为个旧大锡运往中原的大通道,也是中原到越南、老挝的一条捷径。东去广西,是云南到广东、广州出省的大通道。据《史记》载: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唐蒙为使,到广州去劝说南越王归汉,南越王不肯归附。本来是无功而返的唐蒙,在广州却吃到了四川的蒟酱,一打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条从四川经西南夷通往广州的商业小道。唐蒙发现的小道就是这一条经陆良马街东去的古道。大理国(938—1254)时期,云南因与中原茶马贸易兴盛,而形成了两条过境驿道,其中一条经陆良、师宗、罗平至贵州兴义。

  水陆交通网络的畅通,促进了陆良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明清时期,由于实行军屯、民屯、商屯,迁徙进大量的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特别是清康熙年间到陆凉任知州的杜珍,从河南引进纺织技术,发展了以本地麻丝和棉花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以马帮为运输工具的发展成为商旅发展的动力。陆良逐步形成了许多固定、半固定的市场。清初,江西商人就在阎芳桥建立转运站,经营大锡的马帮从个旧驮运到阎芳桥,改水运由阎芳桥至沾益。光绪三十一年,来自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昆明、石屏、蒙白等地的商人,在马街开设了48大商号,经营农副土特产品及手工业产品,马街逐渐成为陆良的经济贸易中心。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马帮从宜良驮运棉纱、食盐、煤油等物资至陆良,再由水运至曲靖、沾益。返回时,把火腿、肥猪、大豆、陶器运到宜良、个旧。1913年,马街开设法国亚西亚三达水运公司兼贵州转运站,民国九年,云南省政府在陆良开设了“盐隆公司”,官运官销食盐,至民国38年,全县有座商户960户,行商300余户。光商号,县城有“万瑞号”(后改为“万顺号”)、“同兴祥”等24家;马街有“宝兴源”、“洪发祥”等52家;三岔河有“运奉祥”、“正义昌”等8家。是马帮撑起陆良古、近代的经济历史。

  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陆良县志稿》记载:“省驿道:自县城南经新龙哨、望城哨、太平哨、薪哨、阿油铺、栗树园、发峨哨、回子哨、天生关、石板哨、高石哨、和摩站,入宜良至省城,计120公里;府(曲靖)驿道:自县城东北经大泼树、宗所堡、陆凉湖(现马长湖)、小哨、越州入曲靖境至府城,计62公里,另有一条偏僻小路,从县城北门外经芳华堡、高梨树、小长坡至府城,计60公里;邻县驿道:自县城东经普济寺、旧州、石子坡、黑木、测德、高桥,入罗平界,计70公里,自县城南经二堡、聚星庄(今庄上)、  薛官堡、棠梨哨、召夸、雨尾河、清水河,入广西(今泸西县)界,计40公里,从召夸经赛里、笼块入师宗界,计32公里。”新撰《陆良县志》记载:元明清时期,县内有古驿道5条,即:县城至天生关,县城至越州,县城至测德,县城至雨尾河,召夸至赛里。

  省内各县叫“马街”的集镇很多,一股是因集市期的日属相而命名,而陆良马街却别有来历,据传:明初之时,这里还是一遍密林荆棘地带,洪武年间设“陆凉卫”屯戍,驻附近太平哨的马军,疏于护理,战马成群地窜逸至此地,待到发现,已无法驱赶回营,长官便下令在原地设市,将这批“野马”出售,晓谕四方商民前来买马,一时成为售马场地,因此称为“马街”。随后,附近村寨的人民和屯戍军卒,一代一代的垦殖经营,开辟丛林,建造庐舍,逐渐形成集市,到了清末民初,已是店肆罗列,商旅川流不息的闹镇了,又加之在本省铁路、公路末修筑以前,是广西、贵州等省入昆的必经之地,一时商贾云集,商号林立,相应的家庭手工业和商旅日益发展,尤以铜铁器皿、皮革、制毡、木器手工业发展较快,同时还开办了较新型的火柴厂、强布厂。因此而发展成了云南当时万人以上的两个草皮街之一(另一个为保山的辛街)。

  马帮鼎盛时期,马街镇云集了大大小小380家商号,著名的商号就有48家。380余家商号,汇集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商界精英,牵动着滇东与黔西的商业脉络,他们经营的业务,除了主营的粮食、麻油、盐碱、皮毛、药材、钱庄六大行业外,几乎涉及金融业、服务业、运输业等各行各业。马街兴盛之时,正是马帮发展的顶峰,马街同样是他们一试身手的码头。作为当时著名的商贸中心,运载各类物资的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曲靖、沾益沿南盘江顺流而下,码头上靠岸的货船每天少则几十艘,多则一、二百艘,高峰时三排货船并列平行排列于岸边锦延数里,这一景象即使在今天想像起来也依旧是蔚为壮观。

  货物运抵码头后,通常再由骡马沿古道转运至广西、百色、开远、个旧等地,而锡、煤油、烟酒、茶叶、糖等日用品则从这里起运销往中原。据资料记载,陆良每天的货物吞吐量都在百万斤以上,仅煤油一项就有数万斤之多,每天仅从陆良马街一带发来的船只就不下100艘,杨世贞(干臣)的“全富润”(六合公的前身)一家商号每年转运的煤油就达100多万斤。当时的陆良,码头的搬运苦力就近二千余人,负责转运的骡马3000余头,仅马街的“运输专业户”叶正才家就有骡马——300余匹。“马街尽是油,三天不驮满街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民谚中,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马街老街昼夜不息的马铃声。

  事实上,陆良马帮经历了跌荡起伏的历史:

  陆良马帮大概在明清时期就有了,最初陆良只有马脚子(帮人赶马),随着出外经验的增多,就三三两两,组建驮队,追随外地马帮搞运输(叫搭帮)。到清光绪二十年后,马街就有了自己的马帮,当时最有名至锅头有杨兆昌(字仲馨,人称杨二大人)、杨继龙、杨继致、杨继丙、杨继金、杨继灵、杨占古、杨闯先、杨从先等人……

  第一次起伏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云南府(今昆明市)有一百多驮货要运往广西百色,时值五六月份的雨季,因害怕瘴气,而无人承运,马街的杨仲岳挺身而出:“我来承担,去年生疡子(鼠疫)我也没死,还怕瘴气。”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不几日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马帮。运完这次货后,收益很大,陆良出现了一个养马高潮,也是陆良马帮竞相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马街48大号鼎盛时期。凡属养马户都有各种运输量,长途短途,大帮小帮,各有各的门路。三岔河的“万宝祥”也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最后发展到有骡马二百余匹,成为陆良最大的马帮之一。这时马帮运输的路线主要有老街、凉山(属越南)、河阳、剥隘、八宝、打洛、麻栗坡等,有一首民歌唱道:“重庆、泸州空山坡,百色要过洛里(泪)河;老街芒耗也要去,元江磨黑进打洛。”反映了陆良马帮艰辛的历程。陆良马帮无所谓瘴气、边境,一切地方,毫不顾忌,勇往直前,赢得陆良马帮的美好声誉。但这次马帮的兴旺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衰败。

  第二次起伏于滇越铁路的开通,煤油的引进。当时任“滇越铁路蒙自站物资调运科科长”的是陆良马街姜家号的总先生(总会计)于真,陆良大马帮的锅头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得到了优先照顾,货物运输有了保障。路线上,两路除原下关、大理、永昌(保山)、腾越(腾冲)外,又新辟了畹町、腊戌,并进入了缅甸的八真;南线除原河阳、剥隘、打洛、麻栗坡外,又新辟芒耗、董干、西畴等线路。到1913年,马街设“法国西亚西水油公司兼贵州中转站”,由于煤油价格低廉,深受人民喜爱,大多巨商只愁运输,不愁货源和销售。陆良马帮迎来了又一次高峰,路线北去东进,到达成都、重庆,贵州安顺、兴义。但这次高潮随着军阀混战,特别是四大军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于滇东的混战,迫使马帮业务收缩,进入低潮。

  第三次起伏于龙云统治云南时期,也是抗日烽火燃烧之时,因当时土匪猖獗,路途多阻,龙云曾派出军队进行围剿,许多大马帮通过钻营,取得军队的支持或依靠军队的势力来发展马帮营运能力。同时依靠地方官吏及当地民众来支持和维护马帮的经营,如现今的石林县月湖,前清以前并无村寨,它只是一条由陆良通向滇南诸地的驿道,是个马铃声敲出来的地方,后来土匪猖獗,地方官吏从周边五个村寨中调派一些农民保护过往的马帮,形成了一个叫“隔五村”的村落。解放后由张冲将军命名为月湖。当时陆良、罗平、师宗几度盐荒,张冲被龙云任命为第五师师长,张冲又任命杨干臣为“第五师独立第二团团长”,团部住西华寺。为了使陆良马帮通行无阻,早日解决盐荒问题,与张冲、孙渡(三岔河新庄人)、郑仲明(马街前所人)、李希尧(南靖乡黎家坝人)联系,陆良马帮能否赐给军衔扬旗,早日解决盐荒。得到省里同意,陆良马帮插上军旗又活跃起来。打出著名将军孙渡、张冲[1]郑仲明等旗号,如三岔河“万宝祥”(孙崑[2]家有驮马200多匹)、“兴和昌”插孙渡的旗,马街前所冯发昌插郑仲明的旗,并允许私人领取枪支护照买枪自卫。特别是马街的叶正才,虽一字不识,但他通过高超的交际运筹手段,结识许多军界、政界的要人,他打着陆军“暂编十九师师长龙纯武”的旗号,拥有精良武器,为陆良马帮打开了新的天地,被外人誉为“钻天的陆良人”。叶正才、叶正芳兄弟为了保护马帮和人员的安全,不得不购置武器武装自己。1947年一1949年朱杰等地下党经常到叶家宣传革命形势,后来兄弟二人靠拢地下党,在游击队急需武器装备的时候,叶氏兄弟把家中的长短枪30余支捐给游击队(轻机枪一挺),并多次利用马帮为游击队运送物资,为革命作出了无私的贡献。民国十八年(1929)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昭通的龙广荣,罗平富乐的吴凤州(后落户三岔河钱家头)都到陆良搭过帮。民国二十五年(1936)朱家堡王美庭不仅养骡马,后训牛搞起牛帮。这时的马帮又闯出澜沧、西盟、孟连新路子,到这一带贩运大烟(鸦片)外出运销时都是头骡二骡的颈上挎着响铃,系着红绫,戴着头镜,马鞍架上插扬着三角形号旗,赶马人全部全副武装(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其中有两人还手提铜响锣(链锣),一路走来,逢村过集,锣声铃声,显示出雄壮和豪迈。这次高潮的跌起,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烟,于1941年长沙失守,在昆外商陆续撤走,而逐步收缩,直到滇缅公路的修通,而消亡。
……
  实际上,许多马锅头最初以赶马驮运为业,而后成为马帮文化的主角,但由于马锅头与商家频频接触和往来,便受到商贸文化的影响,所以不少人做起了生意,渐渐地从马锅头变成了大商贾,从马锅头变成了大老板,这其中便蕴含了文化和思维的传承。

  其实马帮在一些不通公路或交通不便的地区辛勤劳作,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久而久之,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就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所缺乏的。马帮的存在和运作,对陆良乃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所以,马帮作为大西南独有的一种经济交通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文化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在陆良历史上,在云南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有其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是陆良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种精神主要包含有:
  第一是冒险精神。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为了生存,为了商贸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作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至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人死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所以,干马帮就等于冒险,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只要走上了马帮路,就等于立了军令状,是死是活,是找钱发财还是血本无归,全靠马帮自己的运气和能耐了。当时马帮总结有三怕:一是匪,二是官,三是瘴疠。《小寡妇哭五更》为证。在过去,众所公认,无论在西南哪个地方,能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是些意志坚定、能力高超的人。对要生存要发展的人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孤注一掷,更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东西。

  第二勤勉精神。马帮的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少惰性,多勤勉。他们埋头苦干,不仅劳力,而且劳心。他们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随时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糕的天气作卓绝的抗争,经常还要赶时间,抓机会,这当然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的农民要艰苦得多。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上路后,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要生火做饭,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要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养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好。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上千斤货物抬上抬下,一天两次,甚至更多次。每天不管多苦多累,首先要服饲好骡马,一日三餐,赶马人都要先让骡马吃好,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合作,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天气变化,要能辨别方位道路,通晓各民族语言,而且要识骡马的性情,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诸如算帐识货,开枪打仗,支锅做饭,砍柴生火,识别野菜野果,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他们举目无亲,有时谁也帮不上谁,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懒惰的人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需要强调的是,马帮之所以有冒险精神,之所以能够勤勉劳作,还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想过上好一些的日子。

  第三是宽容亲和精神。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马锅头与赶马人之组成马帮,多以家族、民族、宗教、乡邻、伙伴等关系为纽带,因此,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行动容易协调,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也存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有的马锅头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有了自己的商号,有了商号以后,更得力于马帮的支持。在过去,陆良的大部分商家都是靠赶马帮起家的。所以,马帮与商家之间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贯穿着亲密和合作的精神。在马帮自身内部,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同吃一罗锅饭,同睡一顶帐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而且马帮在外面闯世界,常常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遇人遇事,大家最好是宽让容忍,和气为上,否则就将处处碰壁,时时遇麻烦。所以马帮就有了难能可贵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俗话说,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在路上碰到其他马帮,大家都很亲切,都是出门人,遇到困难相互都会彼此帮助。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病了,都要全力给予帮助。碰到路断了什么的,就一起合力去修。缺了粮食、草料什么的,也会相互接济一下。争抢道路,争抢草场,争抢顾客货物,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好处。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畏的。由于常年在外面闯荡,什么世面什么人没见过?马帮的眼界和心胸就宽阔的多,他们通情达理,体谅他人,而且路上什么情况都会碰到,别人碰到的难处很可能自己第二天就会碰上,你帮了别人,也就等于帮了自己。他们自己本身就吃过许多苦,也就特别能理解别人的难处。怨天尤人,或是只顾自己,只会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毫无出路。

  第四是讲信誉守信用精神。跟旧时西南那些地方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每次运输上路,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行动,该走就走,该停就停。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如赶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等等,而且十分讲信誉、守信用、这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他们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尽管马帮是一种运输团体,但他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每次货物运输,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马锅头要负责全局,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地由商号清点验收,管的很严;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每头骡子,每样货物,都要负责到底。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只有好好做人做事,才有人请你。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真要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又与古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使之得以维持。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十分干脆果断,而且说到做到,绝无戏言。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定例。虽然马帮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江湖习气,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帮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必须对马帮群体中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对那些珍贵的骡马和昂贵的货物负责,还包括着对远方家乡的亲人负责。陆良马帮在省内外评价是高的,特别是广东、广西、湖南等在昆明的巨商他们一至赞扬陆良马帮负责、守信,交接手续清白,克服困难,按时到达目的地。

  第五是创新意识。马帮经常四处游历,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思想活跃,非一时一地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大西南向来因为交通不便,人们习惯于蜗居一地,这样就形成了比较保守和封闭的心态和状态,千百年来守着一些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缺乏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等等的交流,常常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司马迁“夜郎自大”的说法就由此而来。是来来往往走四方的马帮打破了这种状态。马帮不仅把一些新奇的商品带到各地,也把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传播开去,因为马帮在当时就是些比较有见识的人,他们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为了寻找最直捷便当的道路,马帮必须做反复的摸索;为了鉴别货品的真伪,他们必须有十二分的精明,并且要用心学习,总结积蓄前人的经验教训,否则就可能血本无回;为了生意赢利,他们必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各种动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化;为了跟各少数民族做生意,他们大多学会了两三种语言,有的甚至会讲四五种语言,以致人们把马帮称做有几条舌头的人。在路上,他们不仅要经过酷热的瘴疠之地,也要过寒冷彻骨的雪山冰原,而且常常要在陌生的环境里与陌生的人交往,没有极强的生存本事,就只有送掉小命。可以说,马帮信息观念强,广闻博听,他们不墨守成规,而是“乐观应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与时俱进,这种种优秀品德,正值得发扬光大。如此等等,都使得马帮成为当时比较优秀的人物,他们也很好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传到了四面八方。

  第六是反抗精神。在旧中国,马帮作为一种脆弱的民间社会组织,经常面临着种种压迫盘剥,随时会与各种黑暗势力发生冲突,这正养成了马帮威武不屈,见义勇为的气慨,马帮,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尤其是马帮中的赶马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因为没有土地,没有其他生路,才走上了赶马的道路,他们是比较地道的无产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在许多赶马故事和赶马调中,记录了他们抗恶反霸,打抱不平、桀骜不驯的事迹。马帮还有极强的独立性,不靠天靠地,靠的是自己。当然,马帮也有其时代及阶层、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其中也不乏不法之徒,有的还有市侩、流民之恶习等等;有些马帮素质不高,即使在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形成类似企业的集团。但是,这毕竟瑕不掩瑜,马帮在大西南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在古道的开通和运作中,毕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对他们个人来说,马帮生涯无疑是一种闪光和辉煌,一个人一生中有那样一种经历,就是他毕生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对于文化学术来说,马帮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天地。


责任编辑:骆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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